任弼时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

唐晴雨

〔内容提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任弼时“君子时中”的思想原色、拼搏霸蛮的个性特色、多才多艺的劳动本色、爱国爱群的道德成色、仰圣慕贤的人生亮色。他“造大福家世界”的抱负代表了那一代革命青年的共同追求，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的深刻阐述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灵魂，他的著作和文化建设思想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他的“骆驼精神”滋养和激励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传承弘扬先进文化的经验智慧值得借鉴。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革命文化 骆驼精神 经验智慧

任弼时出生于书香世家，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从小具有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中走上革命道路，前往苏俄学习，受到系统的马列教育。他把马列普遍真理真实地密切地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笔杆子的战斗武器作用，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努力组织人民的文化生活，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在毕生奋斗中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品德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标识之一。他为我们留下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经验智慧。

一、任弼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

任弼时一九〇四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书香世家，自幼随父课读，少年时代求学长沙，深受家风家教影响和近代湖湘文化熏陶，他的思想特点、个性特征、兴趣爱好、人生志向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

（一）“君子时中”的思想原色

“任弼时同志故居”当地人称“任家新屋里”。“任家新屋里”坐落在白沙河东岸的月形山窝，是毛塘任氏家族的一处聚落，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三十七间房子，九个天井，建筑面积一千三百多个平方。故居中堂当年悬挂着两块牌匾：“望重龙门”，“光照壁水”。中堂两侧廊柱悬挂一副对联：“崇文世第”，“尚武精神”。牌匾和对联见证了这个书香世家昔日的荣光，也表现了这个家族的价值追求。任弼时曾在高小作文《自序》里写道：“世业儒”。这个家族的本家和外家都有深厚的文化基因，《毛塘任氏四修支谱》记载，任弼时的天祖母、高祖母都是清太学生之女。汨罗籍著名作家甘征文考证，“任家新屋里”在封建社会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时中馆”，他为此在《湖南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时中馆记事》的文章。《任弼时传》对“时中馆”的记叙则是这样的：“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又名思度、扬烈，号振声，自幼读书，考秀才未中，在家乡开设一个蒙学馆叫‘时中馆’，以教书为业。”故居现在仍然保留着“时中馆”，只不过是一个陈列室，一间土砖厢房，与任弼时小时候的居室隔着一个天井，里面摆着十几套老式小学课桌椅，一个讲台，门口钉着一块“时中馆”的牌子。故居名“时中馆”，任裕道在家乡开设的蒙学馆也叫“时中馆”。为什么？“时中”是什么意思？“时中”是儒家的重要哲学命题，出自《周易》，《易·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时”，与时势一致，随时；“中”，就是孔子讲的中庸之道，在天地自然之道的正中运行，恰到好处。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朱熹解释“时中”为“随时处中”，主体的行为要杜绝过或不及。“时中”既体现了原则性、独立性，又体现了灵活性、机动性。“时中”是做人做事的准则，是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时中馆”体现了故居深厚的传统文化。任弼时自幼随父课读，在故居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到思想浸润，在苏俄得到系统的马列教育之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便迅速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他二十一岁担任团中央总书记，二十三岁就走上了党中央领导岗位。

（二）拼搏霸蛮的个性特色

洞庭湖区域是屈子求索精神和范仲淹忧乐精神的发源地。四面围合的湖山，千年激荡的人潮，造就了湖南，也造成了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拼搏霸蛮的性格。“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外忧内患，人民水深火热，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湘军以“卫道”为名应势而生。任弼时的先人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中立有战功授有官职。据左宗棠《北路官军大捷克复湖北通城折》 、刘长佑《调员赴营片》、《附录廷寄  直隶刘长佑攻剿吃紧饬速募军支援并调郭昆焘等驰往听候差遣》等文史资料的记载，任弼时的长曾祖任应庚随左宗棠平定湖南，后到刘长佑营襄办赣湘桂三省军务，“以劳绩历保知广西桂林府永宁州事，署太平府知府兼理龙州厅同知”。任弼时曾祖任先庚继长兄在刘长佑营下帮办总查和南宁收放局，又协助冯子才襄办军火军务，为镇南关大捷立下战功，以“蓝翎同知衔广西补用知州”。 任弼时祖父任光继“广西候补从九”，三十八岁“殉防”。另据《激扬文字》一书记载，任弼时的叔祖父任光伦（号鼎延）是一位少年英雄，十五岁“随左宗棠远离洞庭水乡西征新疆，……大破匪帮，立下军功，很受左宗棠器重，此后几年留在左宗棠身边作文书。中法战争爆发后，又随军血战广西镇南关和越南谅山，荣立战功，获赐御匾‘光照壁水’。”“任鼎延特别喜欢任弼时这个侄孙，时常给他讲青年时代从军保国的经历。”先人为国流血牺牲的经历在任弼时幼小的心灵里刻下印记。以致高小时他在地理课本上看到我国近代割让了很多土地而痛哭流涕：“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立誓“卧薪尝胆”“收回割让之地”。

任弼时的祖上告诫后辈：“居官艰难，不如读书明理，开启民智。”任氏子弟读书兴学，外出留学，大放异彩，这在《毛塘任氏四修支谱》里有大量记载。任弼时爷爷堂兄弟七人，光巨“清太学生明德师范毕业”，光绰“清太学生军功六品”，光伦“清邑庠生”。任弼时父亲这一辈堂兄弟二十人，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十四个，女子由省立第一师范、周南女子师范、隐储女校毕业的也不少。任凯南留学日本、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任理卿，清华大学庚款留美，教授，著名纺织工程专家。任弼时“培”字这一辈的，著名人物还有革命家任作民、科学家任培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立法委员任培道等等。

祖上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家族几代人视野开阔，人才济济，为理想和事业外出打拼，这为任弼时的博大情怀、坚韧意志提供了一个生长的土壤。

（三）多才多艺的劳动本色

任弼时出生在这样一个文化土壤深厚的家庭中，自然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父母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上面三个男孩，下面三个女儿，老大、老三夭折，二南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对他的期望可想而知。从三、四岁开始，父亲便教他描红识字，绘画刻章，给他讲屈原投江殉国、岳飞精忠报国、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据陈琮英回忆，任弼时四五岁便喜欢写字，书桌高了，就把小凳子码在大凳子上，爬上小凳子趴在书桌上写字。他的绘画天赋很高，现在挂在故居弼时父母居室的任裕道画像就是任弼时十岁时画的。看着零工师傅在堂屋里打草鞋，他就学着打草鞋。他兴趣广泛，看什么学什么。少小学习各种才艺，养成了他终身亲自动手的习惯，培养了他与劳动人民的感情，也给他的革命道路带来了便利。一九二一年五月，他扮作剃头匠，辗转七千里，历时两个月，前往苏俄学习革命。列宁逝世他手绘列宁的头像，在湖北任省委书记他以画像师作掩护，在二、六军团他经常给自己打草鞋，在枣园毛主席、周副主席与群众一起扭秧歌，他就在旁边拉二胡，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在中直机关的纺线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四）爱国爱群的道德成色

从任弼时小时候的作文里，可以看出他思想道德成长的轨迹。他在《民生在勤》里写道：“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知识，以著书立说；……为商，必宜勤劳运转，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也。”在《自立》中说：“人之生也，当有益于世。欲有益于世，所贵者莫如自立。”“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宜犹自振乎！”在《合群说》里写道：“国者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人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在《爱群说》里写道：“爱国者，强国之基也。故国藉人而成立，人藉国而保存。未有国无人而强，人离国而立。故人必有爱国之心。爱国必先合群，合群必先爱群。”“若能爱群，国安有不强哉！”受到家风的熏陶，得到父亲的指导，任弼时自幼心怀祖国，对勤劳利国、自立保国、合群卫国、爱群强国的道理娓娓道来，赤子之心诉诸稚嫩的笔端。他对祖国对人民永葆赤诚之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

（五）仰圣慕贤的人生亮色

大禹、孔子、张骞、富弼、朱元璋、蔡锷等等历史文化名人都活跃在任弼时小时候的作文里，都是少年任弼时所崇拜的人物。他说孔子弟子三千，教之不倦，为鲁相数月而国大治，周游世界无能用乃回国著书，这是诸生的榜样，“吾人可以效之”。他说古时有个富弼，识量过人，不好计较。有人去告诉富弼邻居在骂他，富弼说世界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难道没有同名同姓的吗？怎么说是在骂我？学习富弼知礼让，就能结大团体，学习富弼做个有气量的人，就能潜移默化感化人，团结人。他说“古之圣贤豪杰其功最大者，莫如明太祖”，朱元璋“由一僧人而能建功，可谓难矣”，统一中国，革蒙古制度，复汉唐规模，尊孔子，立学校，“中华人物由是复兴”，因此特别崇拜朱元璋。《颜氏家训》有言：“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任弼时少年时代以圣贤为榜样，坚持革命原则百折不挠，成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青年最亲密的导师”，“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同志们学习”。

二、任弼时是中国革命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贡献者

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创造，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理想、求是精神、丰富著述、崇高品德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他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任弼时同志青年时代树立起救国救民的理想，其“造成大福家世界”的远大抱负堪称时代典范。

一九二零年暑假，长郡中学尚未毕业的任弼时和他的同班同学萧劲光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由留俄勤工俭学团选派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第一批共青团员。1921年，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人“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启程当天，他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和坚定决心。他写道：“人生原处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他认为，男子汉应该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和创造幸福，特别是社会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自己这一代青年人应该担负起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去“造成大福家世界”，建立“同天共乐”的理想社会。“大福”一词出自《左传》，意为“喜幸之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任弼时用“大福家世界”来表述自己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还用“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来安慰父母，表达必胜的信心。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一份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一种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堪称时代青年的典范。

（二）任弼时同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的深刻阐述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灵魂。

任弼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条件和胜利方法的科学。一九二五年，在《马克思主义概略》一文中，他引述马克思关于研究理论的方法的一段话：“得到一个正确的观点，就是要知道一切现象之发生，都是有一定的根据——都是唯物的”，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给了我们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工具”，“马克思主义是将社会主义的理论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研究无产阶级胜利方法和条件之科学。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者的宇宙观，去研究一切学问，方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解答。”任弼时认为，按照实际情况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的策略。1925年1月，他在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上发表《列宁主义的要义》一文。他指出，“列宁主义的策略是完全按着革命过程的环境而去适合变更的。列宁曾说：我们的目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欲达到革命的目的，需善于相机利用各种达到革命目的的策略，遇必要时无产阶级的策略有退让或进攻的必要，绝对不可采用不合实际革命环境的形势策略，徒使革命受莫大之打击。”他认为，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和列宁主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他认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也就是如何真正掌握马列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革命的发展规律，来便于我们具体决定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是系统总结党的斗争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创造新原理代替过时的原理”，创造适合中国环境的新的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的系列著作，就是总结了过去的斗争经验，是一种带创造性的文献，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党对于中国人民确有极大的教育意义。任弼时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作出的深刻阐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为保障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作用，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灵魂。

（三）任弼时同志发挥了笔杆子的强大战斗作用，他的著作和文化建设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弼时同志是我党的卓越理论家、宣传家，他在各个时期的著作发挥了强大战斗作用。团中央工作期间，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王首道同志回忆：“一九二六年，我在广州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把《中国青年》介绍给我们，作为重要的学习材料。我从中看到弼时同志的许多重要著作，很有教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召开苏区党的一大和全苏大会，他在《战斗》等刊物上发表了《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运动》、《怎样完成区委的改造》等动员文章。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在《实话》、《党的建设》上发表《为扩大与巩固工农红军而斗争》、《动员起来粉碎敌人对中区的大举进攻》等多篇战斗檄文。针对日本挑拨国共合作的阴谋和国民党内投降主义思想抬头，任弼时撰写《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较早提出“持久抗战”的思想，八路军总政治部将此文作为政治教材印发各部队学习，武汉《新华日报》予以刊载。1938年出使共产国际，以《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补充扭转了共产国际的原有认识，赢得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独立自主政治路线的理解和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支持。任弼时在《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等多篇文章，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译成俄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将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译成俄文分送共产国际执委和书记处领导人。他撰写和翻译的这些文章，为宣传我党的政策，促进我党和共产国际的交流、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同志是我党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导人，他始终牢牢把握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有力保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留守中央期间，对于革命文化团体受到查封，政治上经济上备受压迫的情况，任弼时指出：文艺团体“创造社”有公开活动的作用，要继续和它保持联系，以后要在革命文学及理论方面多发挥作用。政治文章要写得巧妙些，调皮些；翻译文章要通俗些。对“创造社”的作品出版推销应予以帮助，“创造社”的成员政治上好的可以秘密吸收入党。翻译理论书籍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方面，要有计划的做下去。全国总工会要办一个机关报，宣传工运理论，报道工运消息。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他起草《关于四一二纪念工作》通告，指出蒋介石已“完全变成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的工具”，工人阶级应“打破对改良的一切幻想”，并通过纪念活动了解暴动条件和如何组织自己，使情绪走向聚集力量的正确路线。他领导“八一”反帝大示威，制定“八一”宣传工作计划书，组织宣传队，印制宣传品，广泛散发。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弼时指示野战军总政治部编印《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抗日军人读本》以及东北四省、华北五省地理常识、日本情况、日语等教材，发到全军学习，组织军政训练。延安时期，任弼时主持中央政策委员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制定劳动、土地、军事、文化教育、锄奸、三三制政权、财政、经济等各项政策条例。在讨论文化政策时，他提出：“应把吸收、利用、培养知识分子写进去；对于封建落后的文化，应以唯物主义立场反对其唯心主义思想；要把反对敌人的奴化教育，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文化写进去，还要估计到戏剧在文化事业中的作用；国民党或其他党派可以参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团体，同时对国民党的错误文化政策必须做必要的批评”。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草案）修改稿通过以后，任弼时立即在边区刊物上发表，指示印多张广为散布，分发党支部书记、军队班长、乡主席以上干部人手一张，识字少者当作识字课本读。

（四）任弼时同志具有崇高的道德品格，他的“骆驼精神”滋养和激励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骆驼精神”是任弼时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蕴含着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强大人格力量。

骆驼精神是一种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崇高政治品格。任弼时曾两次被捕，在狱中受到敌人残酷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长征期间一度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达10个月之久，但他凭借坚强党性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有力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骆驼精神”，是一种不辞重负、忘我工作的自我牺牲精神。由于长期高负荷工作，他积劳成疾。当病情加重大夫劝他休息时，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生前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骆驼精神”，是一种一心为民、服务群众的无私奉献精神。任弼时同志强调，群众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又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强烈的群众观念，“与群众融成一片”。凡涉及群众利益的每一件事，他总是要求谈工作的同志把问题说得具体些，深入到每个细节。“骆驼精神”，是一种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的科学思想方法。任弼时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善于通过调查研究、创新创造解决问题。为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金融困难，他作了三个月的调查研究，写出《边区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演讲报告，毛主席批准为高级干部读物。针对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他经过系统调查研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成为中央指导土改的文件。

三、任弼时同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验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次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里结出了丰硕的文明成果。这些文明成果，有的已经成为植入人心的精神标识，比如“万里长征”，“四渡赤水”；有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比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有的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制度，比如“调查研究”，“巡视整改”等。新时代新征程，怎样从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信念、力量、经验和智慧，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弘扬守正创新的正气、锐气，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我们觉得任弼时同志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学习借鉴。

（一）家教家风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任弼时五岁随父课读，全方面得到任裕道的悉心教导，他的精忠报国思想，广阔胸襟，卓越才华，乃至艺术修养都远远超出一般人。这足见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他生前日理万机，但对孩子的学习抓得很紧，寄望他们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远远七岁时，任弼时写了大字模“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让远远每天写一张，写完送给他划圈打分。在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一起转战陕北的高度紧张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忘记孩子们的学习。获悉远志他们过了黄河到了三交镇，找到教员在补习国文、算术和英文，他非常高兴，回信交代远志：“读书主要在乎自己用心，希望你能坚持用功学习，而且在国文、算术方面多用功。平常要多看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借以增加你的政治常识。”在西柏坡的时候，他在给远志的信中说：“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即是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上，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学好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国文”，并表示寒暑假要帮远志补学俄文。在学习上他督促他们，在生活习惯上更是要求他们勤俭节约，“缝缝补补又三年”，“凡事遵守制度”，“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  

（二）文明互鉴是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方法

笔者几年前写过一篇《任弼时与俄语》的文章，讲到俄语是任弼时“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座桥梁”，“从事革命工作的一种武器”，“走进女儿心里的一条通道”。任弼时精通俄语，对苏俄革命文化有着很深的理解。他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时，苏联外文出版局翻译出版中文本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任弼时和代表团的同志参加了翻译和校订工作，任弼时亲自翻译该书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他对译文的准确性要求非常高，初稿译出来后，组织中国学员试读，听取意见，认真修改。有一次，方志纯提问：译稿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鞋子搁在草席底下”是什么意思？这一句是直译苏联的谚语，任弼时反复琢磨后说：用汉语的意思表达就是“束之高阁”（不去运用）。方志纯听了恍然大悟。后来这一句就译为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在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安排下，任弼时前往苏联治病。他在列车上与精通八国文字的苏联著名医学博士哥诺瓦洛夫交流语言的发音问题，弼时同志认为中俄两大民族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脱口学了一连串的词汇，如中文的“好冷阿”，俄语则说“好洛诺”；中文的“不好”，俄语则说“不老好”；中文的“数目”，俄语也读作“数目”等等。弼时同志读过不少原文的俄国古典文学著作和苏联的文艺作品，他对俄国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评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他说我们中国革命队伍中也有不少保尔·柯察金这样性格和遭遇的人，可是没有作家写出来。怎样才能产生这样伟大的作品？作家不熟悉英雄，写不出英雄形象；英雄没有掌握写作技术，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只有作家深入实践，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成长，才能写出好作品。任弼时通过学俄语掌握了马列，他运用列宁的革命策略得心应手地解决中国问题，运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指导大生产运动，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人民大众始终摆在文化传承发展的主体地位

弼时同志认为：“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作为党的组织家，任弼时随时注意到群众中去发现人才培养干部；作为党的宣传家，他高度重视宣传歌颂人民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一九三三年六月，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来到永新县工农苏维埃政府看墙报。墙报上有一首诗：忠实勇敢不怕死，土豪劣绅不放过。阶级斗争要深入，贫苦农民信得过。……他立即被这首诗吸引了，叫来了诗的作者刘俊秀，了解到作者长工出身，只读了四十五天冬学，为了做宣传，从列宁小学一个教员那里学习写诗。弼时同志就推荐他到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读书。木黄会师以后，为了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派刘俊秀前往石堤溪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刘俊秀遵照任弼时“让苏区经验在那里扎根”的指示，按照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毛泽东“苏维埃建设”办法，建立了永沅中心县委。一九四七年初，延安赴山西慰问团向任弼时反映了刘胡兰事迹。任弼时认为，刘胡兰悲壮牺牲的英勇事迹，“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要大力宣传。”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怀着沉痛的心情挥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新华社播发了刘胡兰同志的英雄事迹，一个向刘胡兰学习，忠于党、忠于革命、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热潮迅速兴起。刘胡兰故事进入教材，刘胡兰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作者唐晴雨，任弼时纪念馆研究室负责人、副研究员）

作者：唐晴雨

责编：张咪

来源：汨罗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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